我国城乡空间的生态规划

目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发展压力和对土地的需求更加强烈。如何做到一方面保护乡村景观、生态空间，另一方面仍然服务于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是新时期城乡空间生态规划所面临的挑战。

1.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的概念及其研究意义

城乡空间生态规划是在生态理念指导下将生态规划相关理论、方法运用到城市规划中，在生态目标导向下对现有空间规划理论、技术方法等进行改进与更新，城乡空间生态规划的理论就是针对生态环境的现实问题和生态建设的迫切性，侧重从生态（尤其是自然生态）的角度来探索作用于空间规划的理论Cz7，本文所指的城乡空间生态规划，是生态规划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应用生态思维和生态学理论，对城乡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协同共进的物质空间规划，是一种落实城乡空间规划的生态学途径。

虽然引进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生态规划理论和方法很多，但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在某种意义上，导致生态规划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弱势”地位）；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留出大片的绿地作为纯粹的自然景观；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又使得生态空间时常受到蚕食和冲击。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根据我国新时期发展的特点，不断探索城乡空间生态规划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我国城乡空间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对生态规划要求

目前，我国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自然乡村景观不断向城市建设景观演替，尤其是城乡结合部成为土地利用性质和生态系统变化最剧烈的地区一方面，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生态规划不能对此简单的“打压”；另一方面，无限制的发展又给乡村景观、生态空间带来强烈的冲击。

近几十年，我国高速公路（高等级路网）迅猛发展，山脉被无情地切割、河流被任意地截断，破坏了景观的连续性，人为切断了野生动植物的流通路线，将自然生态区变为一个个越来越小的孤岛，最终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同时，发达的交通网络也使得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触角伸向地球各个角落，人类对自然的干扰程度空前加大。

这些发展特征使得生态问题从以前人们认知的城市或乡村个体的局部问题拓展到涵盖整个城乡系统的地区问题。此时，不是一个城市进行生态规划与建设就能够为人类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的，二流的区域环境孕育不出一流的城市环境，生态规划与建设必须统筹城市、乡村和生态空间协同共进。

目前，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的控制角色逐渐淡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的驱动力量更加强大，此时生态规划必须能够强有力地保护区域内不可替代的生态资源，并应用生态学基本原理优化生态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3.传统区域、城市规划在生态方面的缺陷

受工业化时期经济建设压倒一切的思想影响过多，我国传统规划体制主要是针对城市的，或者是以城市为核心而展开的，并且主要以中心地理论、区位论、增长极等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而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以发展为重的规划方案在地方政府还是具有一定执行力度的。然而，也正是这种偏重发展的规划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生态规划在空间的落实情况往往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情况是，生态规划被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牵着鼻子走，为了总体规划内容的完整性，所做的生态专项规划也只是“有名无实”的附属品。甚至很多规划中，总体的城镇建设扩张、产业布局方案已经形成定论，要生态规划从生态环境容量等方面来为总方案提供支撑。另一种情况是，生态规划傲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区域、城市总体规划脱节，虽然应用一些生态学的知识和原理进行区域、城市生态空间优化，但是由于其对发展的限制，勾画的完美图景根本得不到实现。

4.自然生态优先的“反规划”方法在现阶段过于理想化

所谓的“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它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本质上讲是一种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是应对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在市场经济下城市无序扩张的一种物质空间规划川。

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建设用地对乡村景观、农业用地和生态空间均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加之传统的区域、城市规划对此力不从心，致使大范围的生态破坏和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正成为威胁我国特别是城市生态安全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俞孔坚为代表的景观生态规划学者积极引进欧美国家区域、城市规划的生态思维，倡导“反规划”、“生态优先”的理念和方法，试图提高自然生态、乡村景观的地位，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充分尊重。

“反规划”将对传统的基于发展计划的规划在方法论上指出一条根本性的改革出路，它从建设规划方法论转向不建设规划方法论；对规划师来说，从主要进行有计划的建设规划方案的制定，转向优先制定不建设规划；从被动的因开发建设需要而进行的被动的规划，走向主动的为土地和城市整体的安全和健康而进行的规划。

可以看出，“反（逆）规划”类似于空间管制，主要是针对生态战略资源的强制性保护进行控制，这种偏重于生态保护的初衷会使得实践中出现管制与发展的矛盾。其结果要么是给发展戴上“紧箍咒”，要么是“生态优先”根本无从落实。

另外，要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潜力最大化，不是建设空间和非建设空间谁先被规划的问题，而是两者有没有很好的协调和统一的问题。传统的先规划城市建设区域可以因为发展的需要把范围扩大化；同样“反规划”实施的过程中，也可以因为发展的压力，把非建设空间缩小化规划建设空间与非建设空间的次序，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其实质是目前在我国发展仍然是主流，生态规划又与城市规划相脱节，因此缺乏实际效力，致使美好的生态规划图景终成空。

5.与空间管治相结合—城乡空间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融合的出路

不管是一味重视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传统城市规划还是“自然优先”的“反规划”都是一种极端，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仍然是“发展”，只是其发展方式是节约的、高效的、可持续的）。在这方面，马世骏、王如松提出的“社会一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深人诊释，只是由于其规划目标体系太过庞杂，从学科体系、资料收集、规划人员出发的知识结构等都远远超出了“生态规划”所能达到的境地，以至于在城乡空间难以落实。

但是，如果精深的生态专项规划和广博的区域、城市总体规划融合为相互反馈和协商的整体，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各自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些（生态规划的时候不要一味保护，给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建设发展规划，考虑生态的需求），那么操作起来就会容易得多。城市规划和生态规划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有学者探索和研究，笔者通过对规划的实践总结，结合理论的可能性，认为空间管治是城乡空间规划与总体规划的重要结合点，解决空间管治（其实质是总体规划在空间布局的意志体现）和城乡空间生态规划各自为政的病疾，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协调。

在总的空间管治框架下，充分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优化城乡空间自然斑块、廊道、网络、基质等景观生态要素的空间格局；尽可能通过廊道的规划与建设将相邻保护区连接起来，在穿越生态敏感区域的高速公路上建设动物通道，防止生境破碎化，维护整体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生态敏感性是指在不损失或不降低环境质量情况下，生态因子对外界压力或变化的适应能力一般选用对区域开发建设、生态系统影响较大的植被、水系、坡度、高程、农田等自然生态因子作为生态敏感性分析的主要影响因子，并按重要性程度划分等级，赋予分值，进行叠加，得出综合的自然生态敏感区划。生态敏感性越高的地区越需要保护，不适合经济开发建设。

经济敏感性的实质是对投人产出的分析，主要是指在相同的经济投资、资源占用的条件下，预期带来的经济增长，经济敏感性愈强的地区开发的潜力愈大。经济敏感性分析的指标一般可以选择经济实力基础、产业基础、城镇建设基础、交通区位条件等因子，分级赋值，进行叠加分析。

根据生态敏感分区和经济敏感分区（发展潜力分区）协调生态保护空间和城镇建设、产业空间的协调，结合一般的生态目标（生态总量平衡、重要生态资源得到保护、建设空间隔离带等）进行总体空间管治规划。在空间管治的框架下，再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对区域生态景观格局进行优化。